A Bumpy Start

开始接触英语是在小学五年级。那时每学完一课，老师会在黑板上写下生词的中文，然后找人上去写英文，完了再带大家读一遍。为了不当“出头鸟”，每到英语课，一向很皮的我总是变得很乖。可这一天终究躲不过，虽然手心写了“阿姆布热拉”之类，可在黑板前吭哧了半天也没把umbrella拼对。

小学升初中英语考了96，但周围清一色的满分让我抬不起头来。好在英语要折成20分满分——加上我语文不错——才勉强进了外语学校。

外语学校集中了全市的优等生。我的同桌就很厉害——告诉我他有英文名了，叫Superman。但第一节课过后，他终究没能保住自己的名字。老师给我们取名：我叫Peter，他叫Paul——日后有人调侃：“XX催你还钱，没钱就找孙宁借”，打成语一个：rob Peter to pay Paul。

这堂课让我再次感到自己不是学语言的料。同班一个女孩的名字（Laura）我舌头怎么也绕不过来；课代表名字（Margaret）的拼写是到初三时才记住的。

Getting on My Way

孺子不可教，但老师却有教无类。中学第一位英语老师叫程翠瑛，有近三十年的教龄。程老师要求很严，但我们却很感激她：没有严师，哪来高徒？她上课条理清楚，一丝不苟；课下还主动帮我们答疑，给我们念诗，教我们唱歌。初二寒假前，程老师说下学期不教我们了，我知道当时我的眼里是有泪水的。这就是我爱上英语的第一步，有一位好的启蒙老师。

磁带上的那些“鸟语”，我很快就听懂是什么了。相信下面几句在日后外校同学聚会时都会提起并得到大家响应：Meet Sandy and Sue. This isSue’s class. Her teacher’s MrKrisp …。这就是被我们简称为3L的Look,Listen and Learn!，那代学子心中的经典。爱屋及乌，我们自然也就崇敬它的编者，一个秃秃的小老头。数年后某天下午，老先生辞世的消息从收音机里传来，才好像真正宣布那个时代的终结。现在，每当我看见外研社边老先生的塑像，就会默默祈祷每个刚开始接触英语的人都能有我这么幸运，有本好的启蒙教材。

虽然喜欢英语，可高分总和我无缘。有半年时间，我的英语成绩一直在88到89.5之间徘徊。“Peter，怎么又是89.5，不能再高哪怕0.5分？”程老师曾经恨铁不成钢地问我。其实，铁不是刚，不全是因为粗心，也不总是运气不好，全是因为火候未到。只要点破了那层窗户纸，就会豁然开朗。

举个例子，一次考填空，答案是chimney。全班有一半同学都想到了，就是不会拼。拿到卷子我才悟到：原来拼写多数情况下都是按读音走的呀！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原先怎么没想到呢？

除了顿悟，还要善于观察、归纳。语言不是数学，没有一定之规，有也总有大量例外。但纵使归纳错了，也是一个收获，不是吗？一次测验，考stop后面跟的动词形式，当时虽学过like加不定式和动名词的区别，但没学过stop加doing，更别说to do，考得有点超前。但我想，既然like有这样的区分，stop可能也有吧，于是选了to do。试卷发下来，我错了。但我觉得自己比那些无论是（扔硬币）蒙对的还是想都不想就填了to do的人都厉害，因为我动了脑筋。虽然我的推断最后证明是错的，但通过这么一番类比，我对stop to do和doing的分别印象一定比别人深，这就是收获。

找到了这样一个窍门，我以后每次英语都考在九十分以上，再没有失手过，还不时拿第一，先是班上的，然后是年级、省市乃至全国。英语学习的轻松，还带动了我其他课的成绩，从“一枝独秀”到“春色满园”。

Is There a Short Cut?

如果就此以为学英语有捷径，那就错了。有的办法虽然“笨”，只要持之以恒就一定有效果。“笨”办法有很多，我愿意和大家分享我自己实践过、确实感到有用的几种。

一是听录音。初中时要求，每篇课文要听三十遍。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坚持下来，我反正照做了：每天晚上捧着随身听（那会儿还没有复读机），听一遍在纸上划一道杠，直到划满六个“正”字。虽然不能说每遍都精神高度集中，但那么多小时听下来，对语感是一个很大的提高。当然，录音质量一定要高，最好是英语是母语的人用正常速度录制的，那种哗众取宠的“洋话连篇”之类就像魔咒，听得越多坏处越大。

二是抄句型。我学3L时，老师上课要大家口头轮流造句，下课还要付诸笔头，造一页纸、大约十来句。我的句型就是这样学来的，一点秘诀都没有。当然，抄的时候不能“有手无心”，当时抄错是要重罚的。

三是默读。平时做题、温书总是喜欢读出声来。时间一长竟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：语感比同龄人好了许多，应该得益于此。

用功，再加上点巧劲，进步会更快。要善于琢磨，举一反三。我记性差，不愿背（课文、单词、语法），就试着多理解，理解了就不用背了。到底是two third还是twothirds，中间有没有连字符？一般说on Monday，但前面的介词可不可以拿掉呢？是不是一定得说fishand chips，反过来就不行呢？这些都是我研究的对象。得到了答案还不满足，总要想一想能不能推广到其他地方，举一反三。

做题也一样，每次都会问自己：出题人想考的是什么？这样，就不用陷于题海战术，白白浪费掉宝贵的时间和学英语的兴趣。那时只要考英语，前一天我准保在家看闲书或温习其他功课，第二天仍然考第一。

初二上学期，我开始觉得自己上课“吃不饱”，怎么办？自己“开小灶”。当时广播里介绍台湾的一个英语教学节目Let’sTalk in English，心里就痒痒的，也没管学校只教到一般过去时的规则变化，就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，买了书和磁带，跟着学了起来。刚开始很吃劲，生词多，语法没见过，经常莫明其妙。好在广播里老师教得耐心，我学得专心，渐渐地“拦路虎”少了。到了后两册，则几乎没有什么难点，跟复习一样了。

有了这次经验，我就一发而不可收，不知天高地厚地学起了Family Album USA。刚开始每课恨不得能有几十个生词，正常语速、美国口语不太习惯，有时根本不知所云，别提多郁闷了。但我没有放弃。单词多，就一个一个查。一本《新英汉字典》，没多久边就被我摸黑了。语速快，就“抓大放小”。很快，我就学进去了，直到不能自拔。

就这样，学习的劲头越来越大。但我没有急躁冒进，而是反省自己：自学没有老师指点，会不会学得太“油”了？于是想要找本扎实的教材帮自己夯实基础。恰巧这时中央台要播“零起点”的《许国璋电视英语》。我没觉得从头再学一遍字母、发音是浪费时间，儿时学书法的经历告诉我，基础越扎实，日后才能学得越快。整整一年，从ABC到鲁滨逊的故事，书上留下了我详细的笔记，课后习题的答案也密密麻麻地写在了留白处，到现在都是我轻易不示人的珍藏。

每件事好像冥冥中都有安排。学鲁滨逊“伐木造船”时，我并没想到五年后大学的泛读课上会要求我们读这本书，而初三暑假我就已经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这本书啃了一遍。学《看听学》时，也完全没想到日后会与作者的另一本力作New Concept English打交道，甚至爱不释手。

“牛抗”（New Con的昵称）课课都堪称经典，每册都有自己的风格，字里行间透着英国人与生俱来的幽默和高贵。这套教材影响之大，有很多趣闻可资佐证。随便拉一个外校毕业生，让他说出一到三册第一课的标题相信都不是难事：从Excuse me到APrivate Conversation到A Puma at Large，每课都是一段美好的回忆。大学写作课，一次题目是“爱美之心人皆有之”，同学中只要学过《新概念》的很难找到不用Suchis human nature that …的；翻译课，老师问“萝卜青菜，各有所爱”怎么翻，很多人想都不想、张口就来：oneman’s meat is another man’s poison。

这里要提到许多外国语学校的一个早已不是秘密的法宝：背课文。初中三年，从3L到NCE前两册一共360课，我们背了整整三年。古代私塾先生要求童子诵读先贤哲言，否则就不能掌握祖宗文字；学外语其实也一样。如果说我现在有什么后悔的话，就是觉得当时背的东西不够多。

学完了3L最后一课，快乐、充实的初中生活就要结束。暑假做了遍当年的高考英语题，用了一半的时间，居然也能得131分。虽然知道标准化命题不能反映客观水平，做题在行并不表明英文水平高，但——凡人如我——心里还是挺得意。

Into Gear

上高中后渐感升学压力，于是多埋首于数理化的题海，少有心在英语世界里流连。但人生有时就是这样，用功时没人在意，倒是在你不期待时，荣光自己找上门来。初中播下的种子，高二时终有收获。那年参加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，“一不小心”得了个特等奖，到北京白玩了一趟。

一年后参加中澳国际英语能力竞赛，再获高中组特等奖。澳方主办者邀请获奖的前几名去悉尼领奖，是我第一次出国。但澳洲牛肉我实在吃不惯，那里的空气也实在太爽利。悉尼城区让我想起了上海，高楼中有老屋夹杂。那里的海水很蓝、沙滩很美，人也颇热情。歌剧院很漂亮，绿地很养眼，但最难忘的还是悉尼近郊一个叫“卧龙岗”的农场。

在那里，我第一次放马山间，为此还买了保险；第一次看牧人剪羊毛，剪下的毛除了两个耳朵洞仍是完整的一块；第一次看牛绕圈耕地；第一次亲身喂猪，并在第二天清晨看她“分娩”；第一次见到鸸鹋，却搞不清它和鸵鸟的分别；第一次日落时分躲在灌木后面，想一睹袋鼠的“芳容”而未遂；第一次到半夜仍未睡，在草原上支起篝火，趁着当地Billy tea的劲儿和人聊天；第一次早上不用人叫，五点就起床，和人在斜坡上玩飞去来器，差点砸坏人家的屋顶——不管怎样，那是个美丽的夜晚，美丽到清晨我们怎么都舍不得走。

高中课文（Senior English for China）很无聊，英语课便大多用来做数学题，倒符合效率最大化的理论。一晃终于到了要保送的时候，我却不知道自己以后想做什么。出于对上海的偏见，拒绝了复旦。从小在南大操场边玩大，觉得那儿适合玩耍而非学问，也没考虑。

思来想去，只有两个选择：北外英语系，北大东语系。不愿再把英语当专业，觉得自学就够了，学点别的多好：于是向往北大，那里的湖光塔影。但老师不这么看：与其做大池塘里的小鱼，干嘛不做小池塘里的大鱼？信然。

这里有件事要插叙。高一时，学校组织了英语兴趣小组，每周六上午活动。一次，董正璟校长——也是英语特级教师——给我们讲小说：十多页纸的故事，写一个南非黑人小孩的遭遇。文章很感人，读了几遍后，我萌生了把它翻成中文的想法。

整整一个周日，晚上九点前终于成稿，第二周上课交给了校长。一周后，董校长把译稿还给我，上面做了些改动，还有些鼓励的话，而且说可以帮我联系发表。

我终究没有胆量把自己的处女作付诸文字。但这件事一定给校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以至毕业前一个晚上亲自打来电话，说手头有几本小书问我有没有兴趣翻。我欣喜若狂，自负的少年谁不想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变成铅字，何况还能署名。董校长很高兴，答应借我字典并为我校稿。

从六月中到八月初，我挥汗如雨，晨昏不息。那些书原是一套里面的几本，出自牛津、剑桥学者的笔下，智慧、文字相映成辉：有讲宇宙的历史、现状和未来；有讲全球升温的前景；有回顾男性地位的今昔；有探讨未来人口的数量和结构；还有探讨基因技术可能给世界带来的影响。

翻译这些书，对我既是语言、知识上的考验，也是意志的磨练——多少次，截稿日期的临近让我寝食难安。一年后摸着崭新的书页，我心中的喜悦实在难以用文字传达。我要感谢董校长的提携，也要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信任，自此开始了一段愉快的合作经历。谁又知道，毕业后我选择翻译为职业，和这次际遇没有关系呢？——不过这是后话了。

大二时，我译了第二本书，耶鲁一位学者写证券市场的高智商犯罪，共二十万字。书的内容很专，原是学语言的人不甚了了的。但我碰巧对经济学感兴趣，大学里听了些课，再加上临时恶补、多方请教，终于做到没有“露怯”。

毕业前译了第三本书，是从心理学、社会学角度讲战争和战场上的人，三十六万字，正在排校。这些经历告诉我，学外语不仅是掌握一门语言，还可以给你相对广博的视角和较短时间内迅速了解未知领域的能力。外语是走向世界的窗户。我还意识到，一名好的翻译，背景知识和文字功底同样重要；中文水平和英文程度同样重要。

大三、大四我的专业是口译，课上课下做了不少练习。我很幸运，有很好的老师带我入门。在他们的帮助下，我意识到和口译相比，笔译功底至少同样重要；和同传相比，交传的底子至少同等重要。工作后，我终日沉浸在翻译中，更深深体会到了：不是说学了十年英语，翻译就一定行，称职都未必。由此而生一种谦卑感，日日催我反省，摆正自己的心态和位置。

A Less Travelled Road

中学六年尤其高中三年，我都把英语当作一门我可以考高分、可以给我信心的科目，而没有意识到英语作为语言本身的魅力；所谓兴趣，不免带上了功利色彩。这种局面直到我把英语作为自己唯一的兴趣所在和着力点——也就是到了北外英语系——才得到改变。

英语作为专业该怎么学？这是我在北外第一学期遇到的最大难题。一开学，挫折就纷至沓来：语音、口语免修考试双双没过。怎么办？没办法，只有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赶。苦恼没法驱遣，就把它们淹没在书本中。但学习之余心里也嘀咕：自己到底行不行？

很快，从横向比较中，我发现了自己的优势：笔头比较强，基本功扎实。但瑜不掩瑕，口语差、不爱表达是我的两大弱点。这不能怪别人，谁叫中学时一直纵容自己的懒惰，上课从不举手发言；老师要编对话，总是千方百计地躲，欠了一屁股债等着老师“大赦”。

痛定思痛，决定改弦更张。性格一下子改不了，就从其它方面努力。一是恶补语音。每周两次、每次两小时在小花园里一个人苦练：一年后果然见成效，开始陆续有人夸我语音好了，可见天道酬勤。

日后慢慢知道，中国人（尤其是南方人）发音位置普遍靠前，这样发出来的音比较单薄，这是一弊。二是双元音马虎，后一个元音不发足，如bye听起来像汉语的“拜”，大错。三是重音常读错，弄得老外往往不知所云，须知重音在英语里的重要性好比四声之于汉语。四是长音偷工减料，常用短音敷衍了事，如region第一个音节。五是音节尾的m/n常吞掉，该闭口的不闭，如mine听起来像my。六是单元音不够饱满，无精打采掺在一堆辅音里面，如maintain中的两个/eI/很少受重视，总发成/mEn5ten/，再如man经常听着像men。七是该连的不连，一盘散沙，没有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效果，如GRE /7dVi:B:5ri:/中加入的连音/r/。八是该吞的不吞，如United States，又如wantto。还有很多，这里就不举了。

大二时，系里专门办了语音班，每周上一小时课。中国教授负责讲理论、演示英音，另请了位美国诗人演示美音。两人演示一丝不苟，合作天衣无缝，带我们一个一个音标地过。语篇选了前面讲到的A Private Conversation一文。文章不长，却教了半个学期：一句一句过，先英音、后美音，每个人都要过关，课下每句话还要念五十遍，务求和课上的演示分毫不差。这是天底下最“笨”的办法，可连最初的怀疑论者也不得不承认，最“笨”的办法在短短一学期后却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效果，点滴积累终于引发了质的改变。可见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。

既讲到语音，不妨多说几句。常有人问，英音、美音模仿哪个好？答：语音本身没有高下之分，模范得地道都好。但英音学得不好易做作；美音学得不好易“油”，初学者不可不察。

没有老师教的情况下怎样提高？答：勤查专门的发音字典，如有近百年历史的English PronouncingDictionary，除了标音准确、详尽，还常有说明。然后就是多听，精听，训练一双敏锐的耳朵，善于捕捉细小的差别。听力最好的教材莫过外国广播，BBC、VOA都行。查过字典，kilometre按英式读法重音在第二个——而非一般人以为的第一个音节——上，再经过BBC播音员的验证，印象就深了。

努力的第二个方向，是讲话时不再满足于想象中的“地道”，而是力求清楚；要求自己说话不追求所谓的“流利”，而要言之有物。再有就是尽量创造“用”——而不仅仅是“说”——英语的环境，结对练口语不失为一招。

两人长期对练，可以避免参加英语角问完What’s your name? How old are you?Where are you from？就无话可说而每次都低水平重复的尴尬。随着交流的深入，必定要求一定程度的语言来达意，这应当是一种高效率的、有表现力的英语。我们常见比赛选手在台上滔滔不绝，其实只消把他们的话翻成中文，就可见其内容的贫乏、逻辑的勉强。说中文时不会犯的毛病，为什么一到英语就都出来了呢？这里面固然有英语表达能力有限的问题，但是不是也因为说中文时是“说话”，而一到英语就当是“表演”的缘故呢？真实环境下的英语对话——真正用英语说清楚一件事、讲明白一个观点——可以避免这一点，做到语言与时俱进、内容求真务实。

同时我也不放松自己的强项。先说听，其重要性我也是到工作以后才逐渐意识到的。听不懂别人的话，只知道自己一个劲说，有什么用？孤身在美国，听不懂警察的“Freeze!”不仅是笑话，更是人命攸关。听力是检验英语基本功的重要标尺：词汇量不大、语法不扎实、语感不强、背景知识不够，都会影响到听。

怎么练习？我提供两个思路。一是听写。在北外前两年每周都要考听写：一篇短文，慢速听两遍要求全记下来，包括标点符号也要根据语法知识补上，这样理解、拼写都考到了，可谓一举两得。难一点的是五分钟常速新闻，不管听多少遍，只要一小时整理出一篇播音员可以照着念的文字稿，要求一字不差。

二是泛听。广播除BBC、VOA外，CRI也可以听；电视有BBC、CNN、CCTV-9。现在资讯发达，网上有很多资源，下载、在线听都可以。开始可以捡感兴趣的听，以理解为目的，听时不妨随手写下好的和陌生的表达法，供事后记忆或查证。听前不要看文字稿，否则效果会打折扣。

至于写，英文写作有几个误区，越是“好学生”越容易陷在其中，不能自拔：喜欢用大词，用很“拽”的句式，追求形式（对仗、押韵）而忽略内容（有没有内容，有没有逻辑？）。再就是写作课过时的教法——按叙述、描写、论辩，因果、比较、时序分类教——和GRE、TOEFL、四六级考试评分标准造成的“新八股”。

怎么摆脱？一要多看，看各种类型的文章：小说、散文、新闻、信牍、社评、论文。二要多想，想作者这样写有什么道理？换种表达，效果会不会打折扣？慢慢培养出对文章的辨识力。还要注意不迷信大家、古人，一切从交流出发，以有效交流为检验好文章的唯一标准。三要多写，哪怕是为写而写。读书笔记、日记、邮件——甚至情书——都可以尝试。

写的时候目的要明确。我要达到什么目的？是分析作者文字背后的意图，还是记录今天的所做所想，抑或是赢得女孩子的芳心？想清楚了再打腹稿，先写什么后写什么，然后用简单、清楚的语言把想法付诸文字。

写好了搁在一边，过段时间再看，等成就感过去，按英文逻辑通读几遍，删去可有可无的字句、没有意义的大话、莫名其妙的比喻。不妨读出声来，看拗不拗口、顺不顺畅；可以读给没看过文章的人听，看好不好懂——白居易写诗的方法，我们何尝不可借鉴？不满意了，改；文从改中出嘛。

改的标准是什么？就英文而言，George Orwell、E BWhite、Sir Ernest Gowers等人的告诫仍然是金玉良言：多用主动句，少用被动句；多用动词，少用名词；多用短句，少用长句；多用英语词，少用外来词；多用具象词，少用抽象词；多用有表达力的词，少用滥调陈词；多用小词，少用大词，等等。不妨多读读Longman、Oxford的学生词典，只靠两千常用字就解释清楚几乎所有的英文词，是何种功夫！

读写不分家。刚上大学时，老师总是讲名著简写本要读满二十本。这样做，效果不会立竿见影，但我以亲身经历担保，这绝对是好办法。读时不要选择生词多的，老查字典会影响情绪；找那些生词少或不影响理解的，一口气读下来，收获就在不经意的顺畅阅读中。大量阅读固然可以扩大词汇量，但这里的目的是理解和培养语感，不要“心有旁骛”，以致减损阅读本身给我们的快感——这一点，和我们幼时字还没认全就如饥似渴地读《西游记》异曲同工。除了名著简写本，语言简易的原版小说也是不错的选择，像The Adventures ofSherlock Holmes、Love Story、TheBridges of theMadison County等。

精读也少不了。这点一般大学强调得比较多，我就不浪费纸墨了。只是有一点：现在一般教材都喜欢选所谓的“时文”。学鲜活的、用得着的英语，作为一条原则我不反对。而且少数报纸、杂志的文章或充满洞见或嬉笑怒骂，确实值得读，如美国的The New Yorker，又如我的最爱、英国的TheEconomist。但“时髦”的另一面是未经时间检验，作学语言的范本未必合适。其实——就英语专业学生而言——多读一些大作家笔下的文字，甚至读些剧本、诗，有百益而无一害。

大二一段时间，我曾沉迷文学，一天到晚捧着Norton和Oxford的选本，好像走火入魔一般，课也不上。主要是读诗，除了文本本身，介绍作家生平、时代背景的文章也读一些，按时间顺序从古英语诗歌而下，直到读到一战。虽然读得很粗，还是在脑中建立了一个坐标，这是光读干巴巴的文学史做不到的。

除了文学，语言学也是英语专业学生必备的知识，谁叫我们拿的是英语语言文学的学位呢？最早接触语言学，是在哲学课上听老师介绍de Saussure和他的《普通语言学》。读翻译过来的东西难免生涩，而且我隐约觉得索氏立论时有偏颇。正巧，手头有推崇历时研究法的Robert Burchfield的文章，更坚定了我的一些质疑。为了调和，也是为了更好地消化两种理论，我又找书看。有一本小书，David Crystal写的What is Linguistics？，深入浅出、立论公允，一下就把我吸引住了。

既发现了宝藏，哪能轻易放弃？我开始了孤身探宝。语音学有John Wells的Accentsof English，读后很多现象会豁然开朗。社会语言学主要是William Labov等人的城市方言调查，看发音差别背后的社会、心理因素。再就是语法学，一门可以不断给我惊喜的学科，下决心把Randolph Quirk等人一千七百多页的大书A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读了三遍，惊诧、倾倒于理论的巨大阐释力。还有文体学，主要是上书作者之一、曾数次来华的Geoffrey Leech的几本书。语用学有Quirk的几部开山作品。还有词典学等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
词典我多说几句。从小到大用过十数种字典，这里向大家推荐几本。先说案头字典，若要例句多，不妨选Collins或剑桥系列；若要释义精，莫过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。大一点的有上海译文的《英汉大词典》及其补编和商务的《新时代汉英大词典》。字典要多查，不能苛求每人都像一位师兄讲的那样，“把字典当作枕边书，睡前必读”，但至少要抵制住电子词典的诱惑，以免欲速不达。

由字典，我想到单词。曾几何时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：好像没有背过从A到Z的“红宝书”、“黑宝书”之类就不算学过英语，这实在是误导。说绝对些：一个单词，脱离了一定的语境，就什么也不是。英文和中文间不存在一对一的映射关系，welcome固然是“欢迎”，也是“不客气”，如在答词的You’re welcome里。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，“背”单词最好的办法是大量的阅读。

还有一个误区：好像扩大词汇量是学英语的全部，错。先不谈词有主动、被动之分，在有了一定词汇量后，与其花大力气开拓新的“疆土”，不如先精耕已有的“领土”，把重点放在常用的小词上，把它们用好、用活。

One Way Leads to Another

大二有件事为我日后生活的改变埋下了伏笔。英语辩论课表现不错，被推荐到系里，经过层层选拔，进了校队，开始备战两个月后的“外研杯”辩论赛：查资料、做卡片、写讲稿。

系里请侯毅凌老师——《许国璋电视英语》的主讲人之一——给我们辅导，许多老教授和外教也帮我们一起分析辩题，梳理逻辑。以前看中文辩论赛，只道那些选手天生反应敏捷、能言善辩。等自己也经历了每周三次、每次四小时的“魔鬼训练”后，才体悟了“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”的真正含义。

正式比赛我是替补，但也现场感受了淘汰赛的紧张和残酷。当英国驻华公使夫人宣布获胜队伍，队友捧起冠军奖杯时，我和整个赛场都沸腾了。亲自参与、见证北外再度捧杯的激动，成功的喜悦、泪水，两个多月的酸甜苦辣、废寝忘食，在之后整一个星期里都挥之不去。复制这场成功，也成了我努力的一个方向。

回头看辩论赛，我有如下的体会。首先，挑选辩手要看他（她）的语言组织能力、反应和分析能力，心理素质和团队精神。语言不谈了，一名优秀的辩手还应善于抓住对手的逻辑、引证失误；思路清楚、敏捷，把握并能调整比赛的节奏；遇强不怵；和队友合作无间。其次，辩手应亲自写稿，而不是依赖中国老师或外教。每写一稿都可以借机重新梳理材料、整理思路，是一种绝好的锻炼。

辩论赛让我感受到了语言的魅力，但不能亲自上场却让我颇感遗憾。下一个机遇敲门时——大三下学期开学，系里贴出海报，“二十一世纪·爱立信杯”第七届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在即，有意者请速报名——在一位老乡的“怂恿”和支持下，我斗胆报了名并顺利通过了预赛，再度在侯老师指导下代表北外参赛。

决赛是两周后的事，赛题Globalisation: Opportunities andChallenges for China’s Younger Generation是我不熟悉的内容，于是开始恶补相关资料，熟悉背景知识，搜集相关说法，整理思路。写了几稿，可侯老师总不满意，认为不是“太小”就是“太偏”，要不就是思路不清，眉毛胡子一把抓。于是一遍又一遍地推倒重来，到后来，我自己都没信心了。出发前一天，讲稿终于通过，只需再作文字上的修改。我请外教帮我从音韵、意思各方面推敲，删了一百多字后，讲稿不仅更上口，条理也更清楚了。

但我对自己没太大信心，觉得能进前六就不错了，这种心态反而帮我把包袱扔给了别的选手。侯老师也帮我调整，让我躺在沙发上体会声音放松时的状态。到成都的头天晚上，我们在一间叫Fisherman’s Wharf的酒吧喝酒聊天，体验当地风情。比赛当天，侯老师也不大包大揽，而是让我自己决定行止，调整状态。

二十五个选手里，我第三个上场，已备演讲节奏没有掌握好，说到后面有点快；但我对讲稿很有信心，所以没影响后面的发挥。我的即兴演讲题不算难，结构清楚，容易出彩，问“如果你是第一位登上月球的中国宇航员，可以带三件东西，你会选择什么？”我的答案中规中矩，解释也比较合理。

现场答问，第一个评委问我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有何展望。我从一名学生的角度，简短作答。第二个评委是英国人，问如果要向英国孩子介绍中国文化，我会怎么讲？我的回答既照顾到了传统，又不忘现代，算是四平八稳的答案。

最后一个问题出人意料：“如果可以带第四件东西上月球，你会选择什么？”辩论赛的急智救了我：“我会带盘磁带，上面录有世界上已知的语言。在全球化过程中，它们中有半数到本世纪中叶会消失。我希望后人知道，就在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，曾经有着如此众多的语言，而每一种语言背后都是一片独样的文化。”话音刚落，掌声就响了起来。

通过比赛和赛前准备，我得到了如下经验。一、充分的知识、语言和心理准备，是取得好成绩的必要因素。二、场上不哗众取宠，场下不张扬、作态，才能既赢得比赛，也赢得对手的尊重。三、演讲要“熟米生做”，相信自己的每一句话，让每个字都印到听众的脑子里去。四、回答问题要切题，要止于当止，绝不拖泥带水。冗长是不自信的表现。

宣布结果的那刻，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但掌声告诉我，这是我当之无愧的荣誉。我高举起刻有前六届冠军姓名的“二十一世纪杯”，挥动着鲜花，沉浸在胜利带来的喜悦中。冠军带来的不仅是荣誉、知名度，赛场内外的朋友，还有一个月后为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提供外语服务的机会，半年后的英伦之旅，甚至现在的工作，乃至我终身的职业。

博鳌亚洲论坛的外语服务工作，我为近距离见到总理而兴奋，为帮助外宾排解了问题而骄傲，为结识了六位同龄人而高兴，也为爱立信公司的愿景和价值观所折服。除了亚洲各国联合自强、共谋未来的雄心壮志，用自己所学助人沟通的幸福是我从这次活动中获得的最深感受。

英国之旅更是我早就向往的，如今终于如愿以偿。有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资助，我的亚军、来自青岛的李军得以到剑桥游学两周，追寻诗人徐志摩的足迹。

八百年的大学和更古老的大学城，让我们如痴如醉；灵动的剑河和河畔的木舟，让我们流连；大学教堂的钟声和博物馆陈列的历史，让我们肃然起敬；三一学院夏夜上演的莎剧以及因此结识的一对英国老夫妇，让我们多了个日后重返康桥的理由：两周后离开时，我们多么想带走这里的哪怕一片云彩，好让这一切记忆永远新鲜！

除了剑桥，我们还去了牛津和莎翁故里Stratford-upon-Avon：牛津虽含“渡口”的意思，但没有穿城的河流；Avon河也没有剑河秀气——虽然河中的天鹅仍让人想起莎翁当年的雅号——不过总比伦敦令人失望的泰晤士河好些，至少没有漂浮的垃圾，虽然也没有伦敦塔桥可以凭栏远眺“落霞与孤鹜齐飞”的胜景。

The Journey Ahead

从英国回来已是大四。九月中，外交部来招考，可能是中学校友、刚卸任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大使榜样的力量；可能是北外四年的教育“有五星红旗的地方，就有北外人的身影”；可能是成都比赛评委、外交部翻译室张建敏处长的真诚；可能是博鳌论坛助人沟通经历的吸引；可能是被外交部事业、感情、待遇“三留人”政策打动，也可能是垂涎那里每天中午一块钱的“免费午餐”——总之，一番思想斗争后，我选择了外交部翻译室：一个我直到现在都不后悔的选择。

（信息来源：普特英语）